来源：中央广电总台中国之声
人物名片
张礼和，1937年出生于江苏扬州，今年88岁。中国科学院院士，药物化学家，北京大学药学院教授。他在国内最早提出以核酸为靶的药物研究的新思路，设计出能精准调控细胞信号的小分子药物，成功研发临床抗癌针剂，惠及万千患者；合成多种核苷类似物及核苷酸糖酯类化合物，为抗病毒药物设计提供新路径。他致力于化学生物学研究交叉融合，推动我国医药从仿制走向源头创新，为人类健康贡献中国智慧。
他主动将进入临床试验的药物终止
张礼和在业界早已声名赫赫，但他却毫不避讳地说自己曾是个做药的“失败者”。“我做药是做的比较早，但是我是一个失败者，不是一个成功者。失败的教训对后人有一些有用的地方。”
这款旨在逆转细胞的“非细胞毒抗肿瘤药”，是个颠覆传统的想法，令张礼和非常着迷。
非细胞毒的抗肿瘤药，就是从细胞的信号系统去研究药物，希望能够通过这样，不是直接杀死肿瘤细胞，而是诱导肿瘤细胞，让它从一个“坏人”变成一个“好人”。张礼和琢磨着：有没有可能把肿瘤细胞逆转过来？
△张礼和（中）指导研究生实验
于是张礼和开始了利用天然核苷酸合成抗肿瘤药的研究，从而立之年的小伙，一直干到了年逾花甲。1997年，抗肿瘤药物8-氯腺苷的临床研究许可批件终于下来了，临床数据显示效果很好。
“这个东西发现确实是在细胞里边能够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，而且毒性也很低。效果还是不错，我们做完二期临床，52例临床基本上没有恶化，有几例还能看到好转。”张礼和说。
但没过多久，张礼和发现了缺陷，人体对这款药代谢很快。
“用静脉点滴的办法，一天要病人躺在病床上8个小时点滴，慢慢点才有效。一个病人一个疗程是6天，让病人都这样的话，肯定不行的。做到二期临床，我说就终止了。”
张礼和成了国内第一个主动把上了临床的药又撤下来的人，尽管当时已经有药企愿意出大价钱购买临床批件，尽管这凝结了他和团队二十多年的心血。
张礼和说：“当时那个南京生物制药公司就叫我转让给他，开价800万元。我跟他非常坦白地讲：我不愿意骗你，我们现在做的都是动物实验，都是耗子点头，但是病人还没点头，你现在给我800万元，临床通不过你到时候就全报废了。”
所谓“失败”，是尊重科学、精益求精，更是积累经验、以飨后人。此后，代谢问题成为国内外药物研发团队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。
“不爱学习的小孩”
因新中国成立奋发图强
张礼和出生那年，卢沟桥事变爆发，他随家人逃出江苏扬州老家，投奔在上海工作的父亲。“上海街头经常看到日本兵，大家都躲得远远的，看他们横行霸道。”张礼和说。
△童年时期的张礼和
张礼和说他在小学和初中都是“60分万岁”。“平常就是玩，我挨过打手心、罚站。家里那个时候还请交大的大学生来教我哥哥数学，补习英文，让我也去。但是现在看起来那个钱都是白花了，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学习的兴趣。”
童年的懒散懈怠在他12岁时画上了休止符。那年上海解放，国家变了模样，张礼和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。“对新中国有了认识，也觉得应该好好学习了，逐渐有了觉悟了，高二以后成绩越来越好。”
少年张礼和心中一直有个电气工程师的梦。但命运弄人，他虽然成绩优异，却因体检问题与梦想擦肩而过。1954年，张礼和被北京医学院录取进入药学系学习，这时他才知道，因为贫穷落后，新中国几乎没有自己的药，一切都是从国外进口。
△张礼和高考报名时的照片
张礼和渐渐认识到，从事药学研究与他做电气工程师的少年梦其实一脉相通，都是要用努力击碎黑暗，带来新的光明和希望。毕业后，他留校成为助教，在整理学生试验样品时，意外发现了抑制肿瘤细胞生长的化合物，研究成果在行业重要期刊上连续发了六篇文章。
“一个从来不知道的东西，知道了它的反应过程，知道它的机理，知道怎么去探索这个过程，对科学的兴趣，对药学的认识，从那个时候开始的。”
△1959年3月，58届毕业生在北医三院楼前合影，后排左二为张礼和。
瞄准核酸药物研究坚定不移
药学成为张礼和认定要终身逐梦的方向，即便在动荡年代中，他也不曾放弃。改革开放后，他将研究成果运用到核酸药物研究领域。面对四周不以为然的质疑，张礼和毫不动摇；申请建立核酸药物车间没人支持，那就带领学生去其他制药厂找地方。
正当研究进展顺利之际，新任务又来了。1980年，学校推荐张礼和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深造。他加入美国导师赫克特教授的研究小组，负责博来霉素A2的全合成。在昼夜不停反复摸索后，张礼和最终制成了别人无法做出的高纯度样品。
赫克特教授对他的喜爱表达得很直白。张礼和说：“我当时是他的研究助理，每年1.1万美元的工资，当时很高了。他非常愿意我留在那儿，认为我是实验室里做得最好的。”
△赴美进修时期的张礼和
然而，张礼和从未考虑过留在美国。他说，哪个孩子不惦念那个倾其所能，送自己漂洋过海的母亲呢？
“出国前，政府给了我们每个留学生800元的置装费，当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才56块钱。就像很穷的家里孩子去上学都要给他换一身新衣服，做一个新书包。所以我没有理由在美国呆着。”
在美国整整两年后，张礼和如期回国，继续他钟爱的核酸药物研究。1987年，主持成立天然药物与仿生药物国家重点实验室。1988年，担任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院长。
△20世纪80年代，张礼和给研究生授课。
在美国的科研经历，张礼和不仅收获了前沿成果，更深刻领悟了多学科协作的价值，他的化学合成实验水平全校出名。“刚刚改革开放，我们基础医学院的人要做细胞荧光、做细胞染色，都要花外汇去买，所以就找我帮他们合成。我跟他们这些研究生物的人都有比较好的融合。”
以化学家的思路研究生命现象和生命过程、在分子层面为生命科学的研究提供新技术和新理论，这就是新兴学科——化学生物学。
2000年起，张礼和先后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化学科学部主任、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成员，开始在各类学术场合力推生物与化学的交叉融合。
△张礼和在2017年第一届天然药物及仿生药物国际前沿研讨会上发言
从实验室到产学研结合，从核酸药物到学科交叉，张礼和深耕其中。点点滴滴的难处，跟随他四十年的博士生、如今已是北京大学药学院教授的周德敏都看在眼里。
他说，老师经常被旁人泼冷水，但对科研的热情却从未被浇灭。“老先生就是这样，持之以恒坐冷板凳坐40年。他的坚守是很重要的，就是看得准，看准了以后就敢走下去。”
甘坐冷板凳数十年
做中国原创新药
学生们都知道，张礼和有句名言：搞科研没有捷径可走，必须“要有坐冷板凳的准备，还要有把冷板凳坐热的决心”。
△2013年北京大学教师节庆祝大会上，张礼和获第三届“蔡元培奖”。
药物行业有种说法：跟随已有成果设计出来的药品，叫做“Me too”，也就是仿制跟踪药；在模仿改良基础上效果更好一些，就叫“Me better”；而难度系数最高的叫“First in class”，即创新药。
多年前张礼和就曾说过，我国不能只满足仿制跟踪国外产品，高校要开辟源头创新的新方向。源头创新尽管道阻且长，也许会以失败告终，但从0到1的质变，让一切的坚持都值得。
“我们要开辟新的赛道，做源头创新，First in class，加强我们的基础研究，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最高的目标。作为一个科学家要有好奇心，感觉到科研成果带来的愉悦，这是一生里最高兴的时候。”
记者手记：
采访中，先生对于儿时的调皮津津乐道，爱说自己年少时喜欢打篮球、如今爱看CBA，而对自己的成就却轻描淡写，还谦虚地自称“失败者”，可200多篇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论文、3项重磅专利沉甸甸的，分明见证着他丰富的智慧与人生。
张先生是全校出了名的严师，学生在他面前做实验会紧张到拿不住器材；但他对学生又是如此宽厚，不要求学生追踪他的脚步，只鼓励学生做世人没做过的研究、解世界上未解之难题，因为只有这样，才能让创新的种子历经时光淬炼，终成硕果。
记者丨朱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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